茶有高下之别，馆有文野之分。文者华堂密室也，列珠玑之市，盈罗绮之室。明清朝廷茶宴设于乾清宫、重华殿上，琉璃碧瓦，红毯绿帐，自然是“文”茶馆。《梦梁录》载南宋杭州茶馆：“今之茶肆，列花架，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，装饰店面，敲打响盏歌卖。”布置如此豪奢，这也当然是“文”茶馆。而“会于泉石之间，或处于松竹之下，或对皎月清风，或坐明窗静牖”，这就是野茶馆了。

物以类聚，茶人当以馆分。什么茶馆进什么茶人，这大体是不错的。棋人进“棋茶馆”，牌友进“牌茶馆”，“大街上有三五家开茶肆，楼上专安著妓女，名曰‘花茶坊’。”这自然是非君子进的，而“为奴打聚，诸行伎工会聚”的便是“水茶馆”了，在南宋之际的杭州，茶馆便已细致分类，三教九流都有其所。人事总是相悖的。文人有文，而心多向野，野茶馆始终是文人的一帘幽梦。晚明文人文震亨家底不薄，居于钟鸣鼎食之家，屋宇相连，勾心斗角，曲径通幽，房舍宛然大观园，然其梦想中的茶馆是：“构一斗室，相傍山斋，内设茶具，教一童专主茶役，以供长日清谈，寒宵兀坐。”范仲淹亦官僚亦文人，兜里几个茶钱应当有的，招呼一下司机或者打个的，到得红楼碧瓦的茶馆面前“踩一脚”，着高衩旗袍的老板娘兴许亲自笑吟吟地迎迓来了。宋代茶风盛于宫廷，“茶馆”日趋富丽精巧，看前朝之韩熙载夜宴，多么雍容华美，雕梁画栋，高髻仕女，富贵气息逼人，到这里喝茶，醉煞人的，可以想见宋时茶风。但范老夫子爱野得很，不往闹里深处走，他镇守青州，却不在繁华地段买地皮，径于林木幽处清泉当口辟了茶馆，四周古木蒙密，隔绝尘世，烹茶其上，日光玲珑，独饮为仙，对饮得神。白居易野性尤足，王谠《唐语林》载：白居易每邀人品茗，必出“水泥钢筋之都会”，直奔城外河渚，租舟泛于伊水之上，船上设小灶，灶上安铜甑，径勺江水，自煎自烹，谈兴尽而抚琴，琴兴尽而赋诗，诗兴尽而酣睡焉，无人摇桨橹，任意江水漂舟，一去几十里。现代作家朱自清不减唐人高致，他曾从都市“出走”，以“七巧板”当茶馆，月夜邀人，去荒郊野外的玄武湖里，迎着小风，躺于藤椅之上泛舟啜茗，茶并非好茶，缺少清甘与清馥之味，但水是白的，风是细的，兴是高的，意是佳的。朱自清的散文清灵绝异，恐怕就是这样得来的。

文人是个异类。商人寻茶馆是寻**，越**越合其身份，恋人寻茶馆是寻幽暗，越是幽暗越便于“动作”，打牌的呢，他们是寻桌子，这“三教”自然都想到闹市寻茶馆，所寻者不在于茶，而在于馆。文人寻茶不寻馆，文人寻茶是寻茶性，茶出身山野，返归山野中自然**能发挥其性情。知堂老人深知茶性，“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同饮。”文人画家都需要意境，意境要景，景生境，境生意，意生诗歌散文小说小品文。松涛竹影，明月清风，文人的茶馆便合当在萧竹间，在林泉边，合当在天人合一的江渚溪流之上，茶与人相契合，意与景相感应，诚所谓：“吾尝举白眼而望青天，汲清泉而烹活水，自谓与天语而扩心志之大，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。”

而今，野无遗贤，山林间已无文人，只有村夫，文人都集合到街上来住了，文人的野茶馆又何处可寻？鼻祖由来仿惠山，清烹到处可消闲，听松庵里明年况，逸兴遄飞想象间。商家也是尊重文人的，商家开茶馆，为达官贵人开，为巨贾大款开，为情种痴人开，为牌友麻客开，终究也是想着文人的。商家十分懂得：与酒馆、饭馆、赌馆、宾馆由大人大款主宰不同，茶馆是要文人来领风骚的，所以，即或是“黄金价”的市中心，所开茶馆也大都有点林泉逸趣、山林气息。叶文玲《茶之境》描绘的台北闹市间的“五更鼓”的茶馆足供我们“逸兴遄飞想象间”的：那些街什么路什么名全忘了，只记得灯火闪闪烁烁明明灭灭中，照出了一块劈下来的木牌上的三个字：五更鼓。为什么要说“劈下来”？缘自那招牌不是通常那种锯刨得溜光水滑的牌子，而确确凿凿是从一段原木中马马虎虎锯下了一截，又直劈下一片，还故意保留着粗粗拉拉的树皮，那牌子上的字，也是不油不漆……如果不是熟人带领的熟门熟地，你得仔细辨认，才能认出一间极古朴，古朴得像是很幽深的原始森林中的茶馆。

这海岸那边的茶馆在我们这边的都市里何处不见？茶文化无南北，茶文化无古今，茶之传承是从中华的骨髓里传承的，时间割不断，地域也隔不断的。当然，这是与范仲淹相同的“原始森林”中的茶馆吗？不可能了，这是乾隆皇帝在皇宫中所谓的“仿惠山”茶馆了，此惠山不是彼惠山，但可供我们“想象间”。想象正对文人之心思，这当然也是好的。